总忘不了当年那桩事

 

面对高楼林立、车流如织的城市，我常会呆呆地傻想：这上百万、几百万的人口大城市，要管理得井井有条，该有多难。别的不说，光解决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就是个天大的课题。就说这“撒”吧，偌大的城市，一天下来，汇集起来那量该是个多大的数字！常年累月，那么多的人粪该流向哪儿呢？你不要说，这年头人粪简直成了污染源的代名词。

这一想，往往就会勾起我对三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那时我在钱塘江南岸的棉麻地区参加知青劳动。身为农民，都知道肥料的重要。“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句农谚，当时差不多都挂在农民百姓的口中。那年头，农用化肥是个紧缺物，国家生产能力有限，农民腰包憋得可怜，仅有的一点分配下来的肥田粉、尿素等，队里是要用在“刀刃”上的。没有化肥就大积土杂肥、农家肥吧。我所在的萧山县宁围公社新安大队五队的队长叫朱金焕，早年曾在杭州当过工人，所以同杭州个别部门有些联系。针对生产队肥料不足实际，他通过渠道，几次努力，与杭州铁路部门挂上了勾，杭州火车站答应每个月给我队一船人粪。（其它生产队可没这种好处，我队社员都挺自豪的）于是每到月底，生产队都要派出社员摇着水泥船或木船，到二十几里远的杭州望江门对岸的七甲闸埠头去挑人粪。我那时正值毛头小伙，对这种远路重活，积极性很高，常常争着前往。

到运人粪那天清晨六点多钟，我们去的两只船就起程了，每船三名社员，分工是两人在船上摇橹，一人在岸上拉纤，差不多三个小时晃晃悠悠地到了目的地。杭州对岸的运粪船过了钱塘江也到埠头了，我们抓紧时间一担担地将杭州粪船上的人粪通过闸背一步一步地挑到自己船上。一条船可以装一百多担人粪。整整两个多小时，一百多斤的身子骨，挑着一百多斤的粪桶，不断地上坡下坡地劳作，杭州粪船见了舱底，队里运粪船也船舷齐着了水，挑粪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们不顾扑鼻的臭气，坐在船头或船尾，匆匆地吃过早上家中带来的饭菜，一橹一橹地又把粪船返水路摇回生产队。到了生产队河湾埠头，又不顾劳累，将那一百多担人粪挑上岸，倒入生产队集体的粪池中。这样的强劳力一天下来，尽管是腰酸背痛，脚腿如灌了铅，但是运粪的社员还是高兴的，因为我们比在队里劳动的可以多挣8-10个工分。

如今不管城里还是农村，人粪差不多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了，所以每每想起当年这桩往事，心中就会有无限的感慨。

说起感慨的有关人粪的事儿，还有一桩。记得那年头过上一两个月，生产队就会派人挨家挨户去买社员家中的人粪，现在忆起此事觉得挺滑稽似的。买人粪的过程是这样的：队里先派两位有经验的老农，一家一家地用粪勺去看社员家里那粪缸中粪的质量，然后再定价。质量好的七毛钱一担，质量差的则为三四毛一担。听说明天队里要来看粪了，有的农民，往往会趁夜色，从池塘里挑水往自家粪缸里倒，为的是能多买几个铜钱。本来是小半缸的人粪，掺进了七八担水，那“肥料”的质量是可想而知了。有的年轻人戏谑道：谁家谁家的粪，捂着鼻子可以喝了呢！这种掺水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所以看粪的人总会说，益飞你家的人粪质量是最好的，可以值七毛钱一担。说到质量好，这其中还有个原因，我父母亲都是公办教师，两人相加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所以家中隔三差五常有点荤菜落肚，故排泄物也稠得多。而当时农民群众多是连饭都吃不饱，常青菜、南瓜、蕃薯之类相伴，故排出体外的粪质有多高就可想象了，而且还要掺水。按质定价以后，生产队就组织社员把各家的人粪统一挑到粪池暂存起来，择时再“喂养”庄稼作物。嘴快的人说这哪里是在挑人粪，分明是昨天人家从池塘里掺入的水呀。挑水也好，挑粪也罢，这些都是那个年头真实的写照。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转眼才过去三十几年，想不到当年辛苦去掏城里宝的人粪，今天在许多地方，居然变成了环境污染的一大罪恶源了。平时看报、看电视，常听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地方某某小区，因为下水道堵塞，粪便横流，路人掩鼻而走云云，我心中就会无端地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人劝慰我，现在农田都不大有人种了，这人粪还有什么用？让它去流吧，想那么多干嘛呢！唉，这进步了的社会，什么时候还能将人粪这一废物变成宝呢？

 

 

     作者 松阳县政协潘益飞13857068551